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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感到寒冷。

圣诞节的晚上，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湿乎乎的脏雪，没有风，雨雪都停了，气温很低，呼吸时鼻腔干燥而刺痛。我和我的同学们在餐馆门前分道扬镳，我走在回公寓的路上，醉醺醺的，手里攥着好几支不知怎么买下来的花。穿过小巷，红灯区灯火通明。有一个衣着单薄的女人靠在邮筒边，鼻尖通红，正在吸一支烟。我走过去，把手里莫名其妙的花都递给她。她沉默地又吸了一口烟，烟雾像说话时呵出的白汽逸出嘴边，她伸出手，漫不经心地接过花，从始至终都低垂眼帘，看着泥泞的地面，也可能是在看着我的旧皮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她说这个问题只能当她在房间里时回答，我没有钱，逃跑似的离开了。但我最终会听到答案，我会知道她叫玛蒂尔达；我们会结婚，直到她的离开把我们分开；我们有一个孩子，酷似父亲的长相足以证明一个女人的忠诚，却不代表爱。日子就这样一晃而过，生活仿佛脱轨的列车，不知道要滑向何处。

“……苏伊？”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醒来，模糊而疼痛的视线里是窗边的布彻尔，在开口说话之前，先发出了虚弱的呻吟。我好冷。

他对着阳光，小心地捻着水银温度计，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：“你发烧了。”

我含糊地应了一声。头脑像被打散了的鸡蛋一样混乱，有太多东西想问，以至于分不清主次。布彻尔扶我起来，给我一杯清水，自顾自地把话接下去：“你睡了一整天，中途骂骂咧咧地醒了两次。”

“完全没印象，我连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。我起来干什么了？”我坐起来，稍一动弹就浑身酸痛，又慢悠悠地原样倒回去，“给我一片阿司匹林。”

布彻尔拉开床头柜，摸出一板药片递给我：“你就是这样，一醒来就要止痛药。”

躺在床上等药起效的时候，布彻尔跟我说了一点最近的新闻，在佩特拉父母的强烈要求下，这个孩子将在这周六下葬，前不久外出的神父周五晚上就会回来，为她主持葬礼，学校里的同学和老师都受邀出席葬礼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说：“你得去，布彻尔。”

“……我害怕，爸爸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宝贝。他们放弃了，再也不会有人追究这个案子，”我说，“你要亲眼看见她被埋进土里，就像做完事情的最后一步一样，到那时，一切都结束了。”

“如果又是一个新的噩梦呢？”

我抬起手把他的鬓发别在耳后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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